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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因為時代在改變,所以原住民應該可以繼續狩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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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來自台灣各地、各個族群的人們上週末聚集在花蓮縣警察局外,頂著秋日的艷陽,用力喊出心中的不平:

「恢復狩獵文化,捍衛獵人尊嚴!」

「山地還在戒嚴,主人淪為犯人!」

攤開原住民族的發展史來看,關於原住民族狩獵權與國家法律、警察執法之間的糾葛戲碼,從古至今不知道已經上演了多少回。

 

缺執行細節,法律無力保障原民狩獵

缺乏由中央層級所訂定的申請及核准等執行細節,所以各族人還是難以擺脫「違法狩獵」的束縛。

1989 年 6 月公布實施的《野生動物保育法》是台灣野生動物保育範疇中最重要的法律,此後台灣的狩獵活動全面進入嚴格的法律及警察管制系統,也是致使當代原住民族人面臨「違法獵捕」的主因。

《野生動物保育法》至今經過多次修訂,其中對原住民族來說最重要的,是 2004 年 2 月因《原住民族基本法》(下稱「原基法」)公告實施後所進行的第三次修正,該次修正了原文的第 21、22 條條文,並增訂第 21-1、51-1 條條文,其中第 21-1 條是針對原住民族狩獵權的鬆綁:

「台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 17 條第一項、第 18 條第一項及第 19 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限制。」 

這在當時掀起一番狩獵與保育之間的論戰,2004年底林務局在丹大林區進行第一個「合法狩獵申請計畫」,並宣稱該次試辦計畫係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 17 條第 2 項劃設狩獵區及新增訂之第 21-1 條的預作準備計畫,不過此計畫卻惹來保育團體的大肆撻伐,同時原住民社群內部對於這種由官方及學術單位所主導的狩獵試辦計畫也有不同的聲音。

在高度爭議中,原住民族的狩獵議題又被迫隱匿好多年,即便《野生動物保育法》中明確保障了原住民族的狩獵權,但因缺乏由中央層級所訂定的申請及核准等執行細節,所以各族人還是難以擺脫「違法狩獵」的束縛。

 

好不容易 2012 年 6 月終於公告實施由上述第 21-1 條所延伸之《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及祭儀需要獵捕宰殺利用野生動物管理辦法》,沒想到該法與現實狀況的嚴重脫節卻是另一個令人頭痛的開始。

11 月 7 日這天的陳情,正是另一次回應這個怪異扭曲的管理辦法與警方疑似執法過當的行動。

 

感恩祭狩獵遭逮,執法單位標準為何

管理辦法中並無絕對排除族人因傳統文化與祭儀所需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但縣政府的承辦人員卻拒絕核准……

上月中(2015 年 10 月 15 日)是位於花蓮縣秀林鄉的銅門部落舉行傳統歲時祭儀 Mgay Bari 感恩祭的時間,在這之前族人會先上山狩獵以準備感恩祭所需要的獵物,部落族人於是依據前面提到的管理辦法,事先向該法中所明訂之主管機關花蓮縣政府農業處提出為期 12 天的狩獵申請並得到許可。

然而 10 月 4 日晚間銅門部落 4 名族人入山狩獵,共獵得飛鼠、山羊、水鹿及山羌等獵物,隔日清晨於返家途中行經銅門檢查哨等待警員打開柵欄時,遭當時值班的銅門派出所副所長質疑貨車上有保育類動物而拒絕打開柵欄,隨即電話通知銅門派出所所長,副所長表示縣政府所核准的獵物中並不包含山羊,族人雖表示現在是感恩祭期間有合法申請狩獵,所長卻仍以強硬態度將族人帶上警車。

為何合法申請狩獵卻仍變成違法狩獵?

在前面提到的管理辦法中並無絕對排除族人因傳統文化與祭儀所需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但縣政府的承辦人員卻拒絕核准族人獵捕山羌、山羊、水鹿等保育類野生動物,僅核准同樣為保育類的台灣獼猴及其他非保育類的飛鼠、山豬等物種,導致族人因此而有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的可能。究竟主管機關在進行獵捕物種及數量的審核標準是甚麼?這點似乎有待討論。

 

狩獵對部落傳承,不應只侷限在祭儀

日常生活的狩獵行為在此為何與傳統文化斷裂開來?誰來決定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內涵為何?

我們暫且先撇開審核程序不談,光是狩獵必須是先進行申請,還得將欲進行狩獵的區域、物種、數量、時間都寫得清清楚楚的這件事情,就已經與原住民族的狩獵文化與生活習慣有相當大的斷裂。

狩獵本身就是一種具有高度不可預測之活動,尤其若是以獵陷的方式進行狩獵,是很難在事前確知一定會抓到甚麼或避開甚麼獵物,更遑論諸多原住民族對於狩獵自有一套規範,不論是進行狩獵的時間、地點或者形式,都有其禁忌,例如許多民族都有以夢占、鳥占來決定出獵時間,或若上山途中碰到不祥之兆如有人放屁便得打道回府的傳統習慣,這與事先申請狩獵日期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價值體系。

事先提出獵捕物種更被視為是對山林自然神靈的不敬,例如太魯閣族人狩獵的 Gaya(傳統律法)便提到狩獵前不能要求獵物多寡與物種,一切端看祖靈如何給予,但事前申請程序顯然與太魯閣族人狩獵的 Gaya 有違,這其實是國家法制迫使族人與其傳統慣習斷裂的干預。

回到「立意良善」的管理辦法本身來看,從該管理辦法的字面上來看,只要是基於傳統文化所需的狩獵活動都在範圍內,然而在實務操作上,主管機關往往自動將傳統文化的範疇限縮於「祭儀需要」,這點可從該管理辦法明確將台灣各地方、各族群之祭儀及其所相對應之獵捕物種等列成一個表格並依此做為審核依據略知一二。

這也導致了現在主流社會往往將狩獵行為與歲時祭儀綁在一起看,好像狩獵的合理前提一定是為了歲時祭儀,而忽略了狩獵本身對於原住民族日常生活與教育傳承的文化意義。

 

然而,日常生活的狩獵行為在此為何與傳統文化斷裂開來?誰來決定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內涵為何?由此也許我們可以延伸談一些關於當代太魯閣族 Mgay Bari 感恩祭的意義與詮釋。

 

質疑文化不夠「傳統」是對殖民受害者的二次傷害

想要回到過去用祖先智慧的方式去落實傳統文化,我們又處處被法律禁止,然後又被講說欸你們不夠傳統……

目前在西雅圖攻讀博士的太魯閣族青年、同時也是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成員 Ciwang Teyra 便提到,就她個人的看法,她明白外界對於太魯閣族感恩祭「沒有那麼傳統」的質疑,但她認為當外界要質疑這件事情時,必須理解促使太魯閣族人發展出當代 Mgay Bari 感恩祭的歷史與社會脈絡。

歲時祭儀對太魯閣族文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一環,祭儀不只是跟天地祖靈的對話,也是族人聚集在一起的時刻。Ciwang 曾聽長輩說過,在日治時代以前,太魯閣族人是以家族為聚落單位,歲時祭儀所祭拜的靈也就是自己家族的祖靈。但日本政府對太魯閣族人採取混居集團移住的策略,將原來分居於各個地區的家族集中混居以便管理,此舉徹底打破了過去太魯閣族傳統的社會結構以及歲時祭儀進行的方式,更造成當代太魯閣族與所謂傳統的太魯閣族文化的巨大斷裂。

多年來族人歷經不同殖民政權輪替,要找回所謂最傳統的文化已經是相當困難的事情,更何況文化本來就是流變的,而當代的原住民族本來也就會跟著時代改變、調整,她認為,太魯閣族人其實是意圖透過重新形塑當代 Mgay Bari 感恩祭的過程,再次尋回過去太魯閣族的精神文化,是文化復振的一環。但若外界因此質疑當代歲時祭儀的真實性,進而否定原住民族本該擁有狩獵權、文化權等自然主權的正當性,這其實是責難受害者的態度。

也許現在感恩祭進行的方式與內涵還有討論空間,事實上每一年的感恩祭都有在文化的部分持續豐富跟深刻,像今年秀林鄉的 Mgay Bari 就有一個文化體驗的區域,讓小孩子有機會可以學習傳統文化,教他們怎麼放陷阱,但其實這種教育方式是有點讓人感到可悲的 ── 因為學習狩獵文化的教室應該是在山上,而不是受限於國家體制只能在平地進行簡單的體驗。

講到這裡,Ciwang 有點激動的說:

「大家在講我們不夠傳統,可是當我們想要回到過去用祖先智慧的方式去落實傳統文化,我們又處處被法律禁止,然後又被講說欸你們不夠傳統,所以我不要尊重你,這實在是很本末倒置……」

這確實是相當詭異卻又真的會發生的主流思考邏輯啊……

 

狩獵與祭儀,是當代族人維繫傳統核心價值的方式

如何刻一艘獨木舟、航行時怎麼看水象風向,這些都是蘊含傳統智慧的。

另一位太魯閣族學生青年會成員 Mowna Siqay 也提到,太魯閣族的歷史文化脈絡是被硬生生截斷的,雖然族人積極進行文化復振的工作,但當代族人所面臨的外部制度相對複雜,像是部落內的各種組織、地方政府等,要在這樣的生態當中重建傳統文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以鄉公所主辦的感恩祭來說,族人們所想像中的理想的跟實際呈現的結果還是存在落差。

此外,外界經常看到的感恩祭並不是 Mgay Bari 的真正全貌,像秀林鄉的感恩祭是從凌晨就開始了,會有入山祭拜祖靈的儀式,這才是感恩祭的重要精神內涵,但大家往往都只看到白天的慶祝活動,覺得太魯閣族的感恩祭就是在玩而已,或是一直將焦點放在狩獵或野生動物上面,這對積極復振文化的族人來說是有點無奈的。

 

Ciwang 跟我分享一個美國西北地區印地安人(Pacific Northwest American Indian)的例子,這個區域裡面許多不同部落的印地安人,在當代重建文化的過程中發展出「Canoe Journey(獨木舟之旅)」。

雖然獨木舟是當地印地安文化的一部分,但對當地的印第安人來說,發展成為一個獨立活動的 Canoe Journey 是過去的傳統文中沒有的新東西。每年 7 月份,整個地區的所有部落會串連起來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划獨木舟行動,這個行動的意義是要讓當代的族人能透過共同打造獨木舟、共同划獨木舟、共同生活等部落集體經驗,追溯並保留傳統的印地安文化精神與傳統智慧。

於是,當代族人或許已經難以回到過去的傳統生活方式,但文化精神是可以透過行動與身體實踐傳承的,例如如何刻一艘獨木舟、航行時怎麼看水象風向,這些都是蘊含傳統智慧的,旅程中的共同生活更是凝聚族人之間情感連結的重要時刻,這些都是傳統文化當中的核心價值。

Ciwang 認為當代的 Mgay Bari 某種程度也扮演像 Canoe Journey 那樣的角色,是文化重建的實踐行動;更進一步來說,當代的原住民族所追求的也不全然是所謂最傳統的樣子,而是能夠以自己所選擇的樣子結合組先的傳統智慧,在當代好好生活。

 

關於作者

Snayian,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畢,為青年組織「東華原民院街頭陣線」之成員。現為《Mata‧Taiwan》特約採訪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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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Snay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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