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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文物返還」趨勢背後:文物回家了,文化也回家了嗎?

Credit: US Embassy, CC licensed
Credit: US Embassy, CC licensed

 

在蔡英文政府上台後,轉型正義工程沸沸揚揚的啟動,對原住民族而言,成敗尚待觀察。在政權輪替前確定即將設立的國家級原住民族博物館,也可視為歷史正義的一環。

10 月下旬台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舉辦其年度公共論壇,「誰的文物?文物返還要不要?原住民族文物、原民社群與博物館的三方關係」,即邀請博物館學界、實務界、部落文化傳承者、政府代表等與會,與參與者一同討論這樣糾結的歷史議題。

這場論壇題為「誰的文物?文物返還要不要?」,在看似討論「所有權」的表面問句下,陳述的其實是關於「觀看」所涉及的權力支配關係,以及殖民與被殖民關係的現實。

 

文物返還回應歷史正義,更應連結原有知識體系

透過這些文物、有形文化資產,重建、維持無形文化資產,如軟硬體的結合,才能完整一個「文化」本身。以處理文物返還議題已有多年經驗的美、加地區而言,美國 1990 年的《美國原住民墳墓保護和回歸法案》,和加拿大 1992 年由加拿大博物館協會與第一民族機構共同商議的「加拿大博物館協會及第一民族機構工作小組報告」,即分別從法制和道德出發,規定/建議博物館針對增加原住民族人參與詮釋及使用,並訂出原住民骨骸、陪葬品、聖物、儀式用品或重要文化器物的返還基礎。隨著原住民族意識的覺醒,越來越多相關需求在各國被執政當局所注意,並在「歷史正義」的脈絡下有所回應。

然而,對文化面臨傳承困境、耆老迅速凋零的原住民族社群而言,當務之急,是讓這些文物在文化傳承上產生更積極的意義。

論壇當天便有與談人分享他如何透過博物館典藏的織品,找回部落失傳已久的繡法、針路,展開了部落織品的復振。這表面上看起來是技藝的復甦,但織品的材料是何種植物,可於何時何地採集等等,關係著一套原住民族傳統植物、生態知識,而織品的製作又牽動著一個社會的性別分工、女性知識技藝的家傳,甚至是社會秩序與價值的肯認。

物件所附著的不只有技藝、記憶,更可能是一整套知識體系。透過這些文物、有形文化資產,重建、維持無形文化資產,如軟硬體的結合,才能完整一個「文化」本身。

論壇與談人之一的孫業琪老師曾協助小林大武壠族人復振刺繡技藝。他強調重點不在於複製,而是透過理解文物的結構來抓住文化的精神。 (圖片/台大校訊1263期)

 

台灣尚無相關法源,現由各博物館主責

只是台灣目前沒有文物返還相關法規,是否要訂定法規,尚待更進一步的討論。回到國立原住民族博物館的話題下,原博館的成立勢必擔負了去殖民的、原住民族主體歷史觀的再現,對台灣的歷史、族群而言,意義之重大自不待言。至於相關文物是否在公部門機構間進行移轉,關係著國家資源的再分配及原住民族社群的需求,主事者自是需要俯視全局、盤點資源。

過去 10 餘年來,國家推動的數位典藏計畫,使博物館有機會全面盤點所藏影像文物,並在數位化後對社會大眾公開。藉此機會,多位學者和博物館從業者執行數位影像、紀錄片回部落的計畫,是知識、文化資源也是詮釋權的回歸。又如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導的「大館帶小館」計畫,其中由國立台灣博物館與原住民地方文物館合作,推動文物返鄉的特展,將館藏帶回部落,由部落視點來詮釋部落自身文化,在與部落共做的基礎上協助部落銜接過去、發展未來。

不在「大館帶小館」計畫中的台大人類學博物館,在過去 5 年來,每年也幾乎都與部落合作策展。目前一檔的合作部落是都蘭,展出「Kamaro’an i ‘Atolan 在都蘭的居所」。又或者有更多鼓勵以部落為主體的書寫計畫,同樣都帶有「返還」的關照與企圖。

台博館自 2009 年起陸續和五個地方文物館合作文物返鄉特展。圖為 2015-2016 年與海端鄉布農族文化館合辦的「kulumah in 回家了!—臺博館海端鄉布農族百年文物返鄉特展」。 (圖片/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

 

文物與相關者若無對話,將無法傳承文化生命

脫離脈絡的文物,無論在何方,……,無法落地,無法經由腐朽而重生,接續文化生命的傳承。近年國際間,博物館越來越重視文物與其來源社群間的關係,文物回歸也成為博物館間十分吸睛的活動。前一陣子的文物回歸盛事,就是夏威夷 Kalani’ōpu’u 酋長在 1779 年,為了對庫克船長釋出善意所送的 mahiole(羽毛頭盔)和 ‘ahu ‘ula(羽毛斗篷),原本隨著庫克的船到了英國,但在 2016 年 3 月 ── 於這些寶物離開 237 年後 ── 回到它的土地,夏威夷的畢夏博物館。雖然採取的是館際間的「借用」形式。

但不可小覷的是,在這回歸過程中,所引發一連串關於 Kalani’ōpu’u 的討論,這段歷史再次回到夏威夷人記憶裡。

簡言之,脫離脈絡的文物,無論在何方,無論它是借用的、擁有的、信託的,若無法與源出社群、與物的擁有者或相關者產生對話與連結,將文化或歷史的訊息傳遞下去,則會像有人說的,如同包了保鮮膜的水果,無法落地,無法經由腐朽而重生,接續文化生命的傳承。

夏威夷 Kalani’ōpu’u 酋長的羽毛頭盔和羽毛斗篷。這兩件寶物跟庫克回到英國後幾經易手,在 1912 年來到紐西蘭的 Dominion Museum,就是現在的 Te Papa Tongarewa 紐西蘭國立博物館之前身,並於 2016 年由 Te Papa 博物館借出給夏威夷畢夏博物館,展名定為「He Nae Ākea: Bound Together」,表達因這些物所串起的所有聯繫。(圖片/Te Papa 博物館)

 

不斷的接合、衍生當代的歷史意義,或許正是物的意義。文物本身具有多重意義與性質,「物」甚至超越物的本身,跨越時空,傳遞了意義,甚至不斷的接合、衍生當代的歷史意義,或許正是物的意義。至於原住民社群在這個歷史的端點上決定以何種方式透過文物與「過去」銜接,對社群的「過去」賦予意義,包裹對未來的想像,可能非外人能置喙。

近期適逢當代文化反思論述之重要學者,同時也是美國人文與科學學院院士詹姆士·克里弗德(James Clifford)訪台,關注全球性與原住民性的他也在 11 月 6 日的第三屆 Pulima 藝術節發表演說。如克里弗德所提醒的,當代原住民與全球的關係是相互辯證性的存在,「偶然性銜接」(contingent articulation)是現實也是原住民族得以藉之前進的可能。這些物也許正是原民社群前進路途中的可能依附,帶著祖先的給予繼續往未來邁進。最終,文物返還得以返還文化。

(本文原標題為〈文物返還到文化返還:全球原民性的呼喚〉,原刊載於《國立臺灣大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獲原作者授權轉載。)

2016 年「Kalani‘ōpu‘u Return to Hawai‘i」策展上所進行的儀式。(圖片/US Embassy,CC Licensed)

 

延伸閱讀

 

關於作者

童元昭(台大原住民族研究中心主任)、巫淑蘭、黃維晨(均為計畫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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