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部落社工的課題:我們自己賣菜籌錢,因為社會不覺得大人的培力該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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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劇烈的氣候變遷,在台灣造成更多嚴重風災,例如八月的蘇迪勒颱風即重創新店、烏來,風災後的重建,也幾乎成為各部落都可能應對的考驗。

路斷了可以修復,物資能夠募集,但在預防、降低風災損傷之餘,關於部落日後如何永續發展,乃至於部落能否夠主導與公部門、教會、社福單位等等的協調、溝通等,都是一個長期課題。這部分,其實需要部落青年的返鄉與努力,而部分 NGO 組織長期關注部落發展,從事社會工作,也成為部落青年返鄉的一種選項 ── 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亦是其中之一。

 

原鄉教育問題促成至善進新竹原鄉

山脈、森林、河流等部落知識,甚至連工作站的開工儀式,都是以泰雅族方式進行。一部分則是要讓部落工作者更了解社工……

至善最初於 1995 年正式成立協會,原以關懷海外貧童為主,後來進入新竹縣尖石鄉的契機,源於長期在尖石鄉傳教的丁立偉神父,發現尖石鄉有些學生進入私立高中,卻沒有錢繳學費,於是主動跟至善接洽,成為至善在尖石鄉高中助學的開端。而後,包括與泰雅爾族部落永續發展協會合作、協助 2004 年艾利風災之後的部落重建等,促使至善於 2007 年至新竹縣竹東鎮設立新竹工作站,將範圍擴及至五峰鄉。

目前至善的服務計畫,包括幼兒照顧中心、國小資助計劃、國中課輔、高中生助學、大專生返鄉服務,以及部落產業發展等。而至善新竹工作站的特色之一,即有將近一半工作成員為部落族人。除了社工以外,還有至善推動的「數位網夢」計畫,培育部落的在地人才。

為了讓社工可以更具體地瞭解自己所在的部落,亞弼・達利會帶領社工,以及在後山服務的學校老師,一起進行部落踏查,實地到部落走一走,分享自己所看到的部落,或是帶大家到鎮西堡學,了解山脈、森林、河流等部落知識,甚至連工作站的開工儀式,都是以泰雅族方式進行。一部分則是要讓部落工作者更了解社工,利用工作站的月會訓練,讓大家更為熟悉社工用語,以及社工思考事物的角度。

 

部落工作第一步:讓人了解我在做什麼

看在部落居民眼裏,留在部落裡,「他們無法理解你正在工作」。

然而參與其中的許多人都沒有社工背景,也同時身兼社工,與部落族人兩種身份,並不只是回家工作而已。工作站主任亞弼・達利,亦是鎮西堡部落族人,她形容從事社工工作的部落族人是「轉譯者」── 做為 NGO(非政府組織,下稱「NGO」)與部落接觸的第一線,他們不只要與部落,還得與基金會協調,找出適宜的工作模式。

打卡上下班、在固定的時間出現在部落、發錢、辦活動、請款,其實是部落人對於 NGO 團體最直接的想像;然而在至善的社工並非如此,而是以責任制方式,完成所負責的專案。

社工們形容,他們宛如小飛俠一般地穿梭在各部落、學校,或是孩子們比賽的現場加油打氣。「數位網夢」的工作者,如鎮西堡的阿薊・達利,不只在部落耕作,同時也擔任鎮西堡部落觀光導覽的對外窗口。看在部落居民眼裏,留在部落裡,「他們無法理解你正在工作」,亞弼・達利這麼說。於是花時間跟部落居民相處,讓部落居民先理解自己的工作型態,就成了在部落工作的第一步。

 

NGO 應增強部落自有功能,而非取代

NGO 如何增強部落自有的功能,而非取代;如何在社工專業內,去跟部落文化對話,都是在部落的社工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其次是必須能在部落生活,以及部落人願意與你共同合作。一部分是因為「數位網夢」僅提供兼職薪資,因此還必須要有其他在部落謀生的技能,以及對部落服務的熱忱,並找到自己得以在部落發揮的面向。更重要的,還有對自己的部落、族群文化,有多少的理解?

回到文化面向,是否能夠以部落的情境與脈絡,去詮釋與看待所見所聞?亞弼・達利以社工常需要處理的家庭關係個案,如家暴、兒童照護、老人長照,甚至性侵等狀況說明。社工有相對應的規範與法條,但這些是否適用於部落情境?泰雅族如何思考婚姻、夫妻相處,乃至家庭關係?又怎麼思考家暴與夫妻衝突?

老人們談到這類的事情會說,男女雙方家族,都會去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通常男人動手,女方家族的親戚就有權利指責男方,而男方應該賠罪。過往有所謂的 qutux niqan(共食團體),強調的是互助與分享,彼此互相照顧。只是現今,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部落內各家庭有經濟差距,家族的能力也被分化,不再那麼強調「部落的孩子都是我們的孩子」。

部落既有的機制不再的狀況下,NGO 如何增強部落自有的功能,而非取代;如何在社工專業內,去跟部落文化對話,都是在部落的社工可以去思考的方向。

 

教育方式即不同價值觀,不能全然互代

主流教育並非原鄉孩子的強項,因此希望透過能結合原住民文化的課程設計……,讓他們知道,「我們並沒有比人家差」。

在部落裡,至善新竹工作站依據不同的區域、專案與服務對象,找到不同的合作對象與方式。例如至善在尖石鄉後山的新光、秀巒、石磊與玉峰國小,以及新竹縣關西國中棒球隊,即共同合作「陪你長大」計畫。

尖石鄉後山的學童,同時面臨城鄉,以及主流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之間的落差,但卻不一定能以主流教育方式來彌補,因為不同的教育方式,其實都代表了不同的價值觀念。

新竹工作站專案管理陳韋齡表示,主流教育並非原鄉孩子的強項,因此希望透過能結合原住民文化的課程設計,讓部落孩童有接觸多元才能學習的機會,更能進一步發揮他們的優勢,讓他們知道,「我們並沒有比人家差」。

 

另外在與各校合作的過程中,亞弼・達利提到必須要能與學校互相信任,要讓社工能直接與學校溝通,而不僅僅是投入金錢而已。

既要尊重學校希望的發展面向,延續學校原有的藝術課程、引進專業師資教學,一方面也希望學校能克服師資流動率高的問題,若老師有相關專業,就可配合協同教學,在外聘專業師資無法上山時,仍能持續教導學童。而各校也分別發展編織、舞蹈、繪畫、攝影、射箭、合唱、棒球等。

 

部落想發展,得先思考部落真的需要什麼

亞弼・達利也坦言,相關計畫反而較不受大眾支持,社會大眾會認為,「為什麼需要支持大人?」

然而,孩童終究得離鄉求學 ── 學業完成之後,青年是否選擇返鄉下一步得面臨到的,則是與部落本身的發展有關,也就是部落產業。

亞弼・達利認為,部落的產業與經濟發展,是原鄉普遍面臨的課題;部落青年流失,如何讓人回到部落,也是 NGO 普遍關注的議題。不過部落必須思考,需要什麼樣的人回來,需要什麼樣的經濟發展,如此才能更進一步,思考需要進行哪些青年培育,讓他們能回到部落生活。

這也是至善在「數位網夢」及「原鄉活泉」計畫著重的方向。目前包括鎮西堡、石磊、馬里光、宇老、田埔、梅花以及煤源部落,都有部落專員在進行計畫,像是烘焙、部落廚房、老人關懷、小農、有機農業、文化課程等。

亞弼・達利說,NGO 不同於單純在部落做事,只要思考如何把人扣在一起、共同為一個目標努力就好,而必須更有組織的思考,像是做小農發展,就得考慮到行銷面向。當然,也有合作不順利的例子,如有些農夫在接觸到數位科技時,沒有辦法順利用電腦撰寫報告等,那也會考慮轉換合作對象。

 

亞弼・達利也坦言,相關計畫反而較不受大眾支持,社會大眾會認為,「為什麼需要支持大人?」為此,他們必須自籌財源,像是自己賣菜,或推行協力農園等計畫。

於是,正如同將在泰雅族部落的一切轉譯成他人可以理解的狀態,就變成社工常在進行的工作。亞弼・達利開玩笑地說,還是會有人說:「你們不砍人頭咯」、「你們不是唱伊呀吼嗨央的唷」。與外界的溝通變成了 NGO 需要努力學習的一環。

 

NGO 組織間的拉扯與溝通

那種「孩子一天到晚要幫爸爸媽媽掃地」,或是過於悲慘的家庭形象,反而容易給孩子貼上標籤,而這個形象過程的討論,就是一個拉扯。

最後 NGO 內部本身,也有很多要協調的過程。

作為至善與部落接觸的第一線,新竹工作站並不需要直接處理募款工作,但ㄑ必須要討論募款時的故事取材與形象,還有後續與服務對象的採訪等等,都需要與基金會溝通。

今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2 日,至善在台北市萬華剝皮寮歷史街區以「陪你長大」計畫為主題,舉辦「給山上的孩子一個舞台」系列成果展,展示孩童的繪畫、攝影等藝術創作品。這其實也是募款活動的一環,然而在呈現形象的討論上,新竹工作站卻有不同於基金會的堅持。

新竹工作站希望能夠擺脫苦情。亞弼・達利說到,希望可以找到能被看見、又能振奮人心的故事。那種「孩子一天到晚要幫爸爸媽媽掃地」,或是過於悲慘的家庭形象,反而容易給孩子貼上標籤,而這個形象過程的討論,就是一個拉扯。

此外,跟服務對象之間的溝通亦很重要,必須保護到孩子,又要清楚說明募款的用途。例如他們就曾寫了一個孩子的故事,做為計畫的募款主軸,孩子的家長卻問到:

「那募款的 pila(錢)在哪裡?」

反而造成家庭與工作站之間的緊張關係。

 

部落的改變不該歸因單一組織的促成

部落族人的投入、支持跟參與度,才是亞弼・達利看重的價值。

另一個拉扯則是「成果」展現。在制式的成果報告書之中,如何去評斷一個計畫的績效,乃至於是否給錢、應該給多少錢,也是亞弼・達利與至善總會常在溝通的過程。她認為,固然工作報告、經費執行率等有其參考價值,但並不是用服務的人數與次數,去看待服務績效。更重要的,也不能僅因為有出錢,就將部落的各種改變,視為單一計畫的功勞。

她說到,曾遇過在討論績效時被建議,將一年賣了多少蔬菜換算成賺了多少錢,幫助了多少家庭?或是在田埔部落成立了農業合作社,提供了就業機會,在馬里光販售的五月桃數量年年上升等,都寫入報告書中。但她認為並不只是單一 NGO 介入就促成這些改變,「當中農夫自己的努力,也有他的功勞。」

部落族人的投入、支持跟參與度,才是亞弼・達利看重的價值,也不希望只是太簡略地敘述過程,反而像是撿成果的撰寫報告。

對於部落產業的推廣,至善總會的想像也跟部落不同。以石磊部落的協力農園為例,亞弼・達利指出從蔬菜栽種到配送,都是由部落人力為主。但也有理事提出質疑,如果要讓股東賺錢,為何不與黑貓等專業宅配合作?這樣更可以拓展配送點。

但亞弼・達利覺得,計畫還在實驗階段,而且出發點不只是賺錢,而是製造工作機會,而且建立消費者與生產端的互助關係。但她也覺得在這些拉扯的過程中,反而有機會激起更多面向的討論。

 

回鄉的部落社工,是部落、NGO 之間溝通的橋樑。在部落跟基金會之間,社工必須要有對部落情境足夠的理解,以及與部落的持續溝通,而基金會也需以尊重部落意願為主,開放對話討論的彈性。

在這段部落青年回鄉的路程上,亞弼・達利也的確看到部落的改變。鎮西堡與新光部落,已有 2、30 戶改種植有機蔬菜,而部落也從彼此競爭,搶民宿、搶遊客的狀態,轉變為從討論自己種的蔬菜打開話匣子,從中讓部落內部有更多的對話空間。

當然,每個部落的情境與發展條件不同,不能直接套用任何部落的例子,到另一個部落身上,但在 NGO 與部落合作的經驗裡,至少可以看到:在尊重部落意願下的溝通,會是最重要的前提。

重建,應該是從「原鄉」角度思考,而不只是財團進駐開發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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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黃郁芳,畢業於清華大學人類所。喜歡看棒球;跑部落,常出沒在花東與新竹尖石地區;拍紀錄片,主要關注題材為台灣原住民文化與棒球發展。現為《Mata‧Taiwan》特約採訪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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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黃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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