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並沒有參與《看見台灣》

本文獲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吳明益教授授權轉載

近日有讀者寫信問我，有人文章提及齊柏林先生《看見台灣》記錄片時寫到：「文字稿靠吳明益教授（齊柏林三年前受訪時提及）」，究竟我是否有參與這部片子？ 大約是 2009 年的時候，我收到一位署名 Sutej Hugu 先生的來信（編按：Sutej Hugu 為西拉雅族人），問我是否知道空中攝影（Aerial Filming）？我回答知道，並已經看過亞祖貝彤（Yann Arthus-Bertrand）拍攝的片子《Home》。他提及台灣的空中攝影家齊柏林先生，問我有沒有興趣討論未來的一個合作案？ 於是在某天下午，我就和 Hugu 與齊柏林先生在工作室碰面了。理解了他們的工作構想，也感受到 Hugu 與齊柏林先生的熱情，Hugu 表示這個工作由我提出腳本規畫，並且撰寫，齊柏林擔任攝影，而他則協調處理一切程序。包括進口當時讓齊柏林先生為之驚豔的，國家地理雜誌來台拍攝時所使用的高空攝影機。 我於是看到了第一手的毛片，包括一開始由國外攝影師掌鏡的鏡頭。看著高穩定鮮銳的畫面，我腦中的腳本漸漸成形。 我當時提出的概念是用幾種鳥類可能的飛行高度來設計鏡頭（這觀點不是創見，來自電影 Winged Migration），並且從候鳥的遷徙與留鳥的生態帶出島嶼的故事。這麼一來這就不是一部純粹空中攝影的電影，而是部分使用空中攝影技術，藉各種鳥類或飛行物的視野，從北而南，再從東而北描述島嶼的生成、地景演化、文明興起、現代社會宰制侵奪、生態相關問題的電影。也因此，我們還得有穿梭樹林、從空中潛入水中、從海濱起飛的鏡頭，或部分的 CG 動畫。 至今我的電腦裡還有數萬字當時的構想，包括拍攝地點與呈現議題的建議。這個構想獲得 Hugu 的支持，他預計再邀請一位鳥類專業的生態攝影家來參與。這位台灣傑出的鳥類生態攝影家，就請容我姑隱其名。我曾和 Hugu 到他家裡看了部分他數十年來所拍的毛片，感動不已。 不久後阿布電影公司成立，機器進口也完成了，Hugu 卻因為某個原因，告訴我他會退出這個團隊。坦白說，我是被 Hugu 這個人吸引而進入這個團隊的(畢竟也沒拿酬勞，也不是為了那台高空攝影機)，他是一個實踐者，開會時常常看見他從很遠的地方騎腳踏車來，留著鬍鬚，有一口漂亮的台語，閱讀大量的外文文獻，是我見過最博學的人之一。 我並沒有深究他離開團隊的原因，但團隊裡最吸引我的因素離去了，而我設計的腳本太過困難，也許不切實際，又因為某些不便說明的理由，我也離開了這個團隊。所以事實上，《看見台灣》裡並沒有任何一段台詞、腳本是出自我的手中。 《看見台灣》的票房亮麗，也完成了某部分的成就，實不敢掠美，覺得還是說明一下的好。 我偶爾仍會收到 Hugu 的來信。他後來去了蘭嶼，擔任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執行長，時常把部落面對的問題的訊息，捎來讓我知道。我收到他的最後一封信時，他談的是推動 ICCAs 與部落主權的問題。 什麼是 ICCAs？或可譯為「原住民族及在地社群保育區域」（Indigenous Peoples’ and Community Conserved Territories and Areas）。Hugu 在這篇文章中，從世界各國談到清代、日治時代對台灣的原住民政策與保留地政策。文章最後，他寫道：「以達悟民族在蘭嶼為例，光復後全島被劃入原住民族保留地共有 4,446 公頃，其中登記所有權與耕作權的竟然只有 56.8 公頃（不足 1.3%）。這代表著民族意志的抵抗到底，以及實質主權的堅韌存在，森林、漁場、田地、水源仍然默默依循著傳統治理規範與生態知識在部落族人之間被分配和利用。遭遇國家機器暴力與全球市場慾壑的覬覦環伺、壓迫扭曲之下，台灣的ICCA與部落主權運動由此而觸發啟動絕非偶然，這代表著追尋生機活路的希望，與一個在曠野裡呼喊者的聲音！」 我懷念 Hugu，懷念他寫信給我的時候，信末的祝福語用的是達悟語的

akma ka i alipasalaw.（願您輕安如燕）  

圖片來源：othree（CC Licen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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