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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換工」讓都市弱勢孩童也能上學,這堅持卻換來政府頻頻罰單──都市原住民為何不能照顧自己?

by vanessa_lai

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一書,是陽明大學衛生福利所碩士生蔡宛庭歷經長達 4 年的蹲點研究,忠實記錄新北市的「伯特利幼兒園」,如何以部落傳統集體照顧的形式,照顧在都市的原住民孩子。   在都市,原住民被凝視的文化認同

所謂的多元、創新的價值標準,經常是讓傳統元素融入西式醬汁調製與對擺盤的追求……

一般以為,都市地區資源理當比原鄉更豐沛,但由於缺乏族群敏感度,現有的兒童照顧機構仍存對原住民身分有刻板印象,讓原住民孩子可能自上幼兒園開始,就會心生不安、承受異樣眼光的壓力。 10 年前有部電影《高校有刀》,訴說在高中餐飲科的學生身上,人人有刀,同學有廚刀、餐刀,新來的老師有雕刻刀,來自部落混阿美、布農族的同學 Piyu 則有鑲著貝殼的漂亮出鞘小「番刀」──「番刀」讓一心想拿下冠軍、充滿浪漫幻想的女同學趙姍姍十分嚮往,她以為一把「番刀」便是做出「更傳統」、「更有原住民特色」料理的關鍵。 《高校有刀》的導演劉吉雄,透過餐飲學校青少年之間直白的交流方式,回應臺灣主流社會對餐飲教育的期望,包括如何烹飪、飲食品味的高級與低級之分。部落料理在片中遊走於學校教育與觀光客凝視之間,要守住文化認同遠比想像得困難。 這是因為所謂的多元、創新的價值標準,經常是讓傳統元素融入西式醬汁調製與對擺盤的追求,可能是為了市場經濟效益,也可能是為了在「被看見」的起跑點上,至少不要輸。 [caption id="" align="aligncenter" width="640"] 圖片來源:《高校有刀》截圖[/caption]   都市原民幼兒園裡的黑牌老師

她要克服的障礙,恐怕更多是這個社會對證照的信仰 ── 相信幼教老師必須取得證照資格,才能保住幼兒教育的服務品質。

在都市原住民幼兒園伯特利的老師 Dugu,便是在起跑點落後的例子。Dugu 從小便成績很好,卻在隨著她的姊姊 ── 也是伯特利創辦人 Malayumu 來到臺北以後,因為平日要打工,寒暑假也需要跟著姊姊去皮革工廠工作賺取學費,壓縮了念書時間,不僅成績難以在臺北的學校脫穎而出,參加大學聯考的過程也不太順利,後來於是先到 Malayumu 從事幼教工作的幼稚園教小朋友。 然而 Dugu 畢業於普通高中,根據當時的《幼稚教育法》(註1)第 12 條規定:「幼稚園教師以幼稚師資培育機構畢業者擔任為原則。」不符合擔任幼稚園老師的資格,因此是必須借牌工作的黑市老師。 沒有專業背景的背書,Dugu 需要憑藉額外的努力爭取家長的認同,但她要克服的障礙,恐怕更多是這個社會對證照的信仰 ── 相信幼教老師必須取得證照資格,才能保住幼兒教育的服務品質。   看見愛玉醬的商機,看不見愛玉醬背後的故事

不要用原住民的料理方式做,「因為都市人怕太鹹」,而且「大多數人覺得好吃的菜才是好吃」。

原住民自 1970 年代後陸續離開原鄉到都會區生活,使北部地區的原住民人口快速增長,尤其臺北市自 1990 年代就已經成為原住民人口最多的都市。當過半的原住民移居都會區,人們對原住民的想像卻還停留在原鄉,看不到非法群聚在國有地、長期處在經濟底層的原住民,只注意到偶爾成為「社會問題」的原住民主角,卻弄不清楚背後原因。 《高校有刀》有一場戲,十年後也沒有改變:在都市開原住民餐廳的廚師,向新加入的 Piyu 提醒說不要用原住民的料理方式做,「因為都市人怕太鹹」,而且「大多數人覺得好吃的菜才是好吃」。 對於原住民而言,遷移到都會區的正面效應在統計上並沒有反映出來(註2),仍有很大比例從事高風險或不穩定的工作;Piyu 在《高校有刀》特調的愛玉醬即是在此矛盾境遇下的產物 ── 檸檬愛玉是夜市常見的飲品,但野生愛玉往往需要到不易前往的地段攀爬採摘,甚至蒙受非法進入國有林地採收的污名。Piyu 想以愛玉醬紀念他那因此失事的父親,但在原住民餐廳老闆眼裡,愛玉醬更值得成為一筆划算的交易。 [caption id="attachment_9477" align="aligncenter" width="720"]720x480-exactly 圖片來源:《高校有刀》截圖[/caption]   「專業建議」來得太快,原民的自決不被認同

非營利的在地培力行動,並未得到政府的幫助,還遭致鄰近業者的檢舉,空間、設備或師資不合規範,讓伯特利頻頻收到政府的罰單。

實在是因為現實所迫,原鄉的工作機會匱乏,必須到都市謀生,但以營利為目的的托育機構並不願在相對偏遠的原住民地區設立。如今高度市場化、專業化的兒童照顧體系,讓人們不自覺地將制度設計,以漢人、都會為中心的想像視為理所當然,太難看見這種族群的偏見,正透過體制使原住民的集體權益遭到排除,也一併否定原住民具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 將他們的照護能力看作非法、不專業的。曾在其他幼兒園工作的 Dugu,就有一位家長以「不喜歡原住民老師」為理由,想帶小孩離開幼稚園。 《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除了描繪都市原住民不被看見的困境,也展現物質條件困窘的伯特利,如何透過自發性探索各種方法 ── 彈性分配既有活動空間、讓大孩子成為老師的小幫手學習互助、自發性地參與勞動,實現原住民「共同照顧」傳統精神,發展成有效的在地行動。   伯特利的存在,也回應中下階層勞工的經濟處境,以不算高的收費,或是可以透過原住民傳統「換工」的方式,不只包容都市原住民,對於新移民的孩子也是令人安心的環境。 但這種非營利的在地培力行動,並未得到政府的幫助,還遭致鄰近業者的檢舉,空間、設備或師資不合規範,讓伯特利頻頻收到政府的罰單。Malayumu 在賠本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堅持經營下去,在許多重視營運策略的人眼中,她可能顯得「不太務實」,於是王增勇在書末,便提醒讀者應反思外來協助者的位置,正視彼此其實是在不同的時間與空間中思考問題。 長期以基督教為信仰的 Malayumu 之所以常用「要禱告」回應,實際上是因為那些「專業建議」來得太快、太急,後來至善社會福利基金會改採取透過具體物資的協助,才逐漸發展出互相信任的合作關係。   「依法行政」下,他們甚至失去幫助自己的能力

原住民太容易被想像成「受援助者」的角色,是因為他們連幫助自己人的能力也被剝奪。

伯特利的不合法、長期經費不足的壓力,反映了臺灣以齊頭式平等的方式來規劃在社會福利的盲點。 在強調「依法行政」的邏輯下,以「地區」為界定的法規,忽視人在照護體系的主體性。原住民太容易被想像成「受援助者」的角色,是因為他們連幫助自己人的能力也被剝奪。 過了十年,那些各式各樣的刀,仍存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隱隱剪裁著現實的合理與不合理。無論是《原住民族基本法》相關子法遲遲尚未訂定、布農族獵人 Talum 遭判刑案,或是淪為綜藝文化作品嘲弄的對象,原住民往往被排擠成沉默、無法打入主流族群深度討論的議題中。 伴隨今日原住民高度的遷移或流動,伯特利現象在更大層面上,反映的是原住民族文化傳承的困境。   最後,我想推薦近日上映的電影:《只要我長大》,以原住民孩子想像未來的視角,重新認識當代原住民生活面貌的複雜性,或許是另一種嘗試。 片中在環山部落拍攝的教堂,有課輔班的空間連結部落族人的情感,讓從學校下課的孩子有地方可以去,那麼在都市的托育機構,何時才能有效回應原住民群體的需求呢? (本文原刊於《故事》,原標題為 〈原住民是不能照顧自己?還是不被允許?── 讀《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受原作者 Vanessa Lai 授權轉載。) (本文引自《伯特利:被遺忘的都市部落》)   附註
  1. 原書出版於 2012 年,教育部為解決學前階段幼托體系分流問題,推動幼托整合政策,「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已自 2012 年 1 月 1 日施行,原先「幼稚教育法」相關規定已可由「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取代,因此 2013 年 6 月行政院院會通過「幼稚教育法」廢止案。現行「師資培育法」經修正通過,讓 2014 年 5 月 20 日以前在職的教保員,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師資培育之大學,專案辦理教育專業課程,提供其進修機會。
  2. 劉千嘉(2008)。臺灣原住民的遷徙:鵬飛抑或蓬飛。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論文。
  延伸閱讀   關於作者 Vanessa,讀社會學、人類學的大學生,關注性別政治文化、社會運動。每天都要喝咖啡,平均 20 秒讀完一篇網路文章,喜歡在不讀書的時候一個人去閒晃,聽故事,觀察路人和風景的變化,是一個持續練習寫字的人。現為《Mata‧Taiwan》特約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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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圖來源:《高校有刀》電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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